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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Ming Pao

「禮崩樂壞」聽巴赫
文:邵頌雄
31 MAR 2017

20170331 Ming Pao

筆者自問駕馭文字的能力,距離理想境地尚遠,惟對詞彙的運用,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執著,諸如「白色恐怖」、underdog 等字眼,都相信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不能隨便曲解而挪用。筆者2009年初寫有關古典音樂的文字,給沈鑒治先生批評曾用的「演繹」一詞,應為deduction的意思,近年卻被藝評文字濫用和錯用作「詮釋」解。自此之後,八年不敢再用此詞。由於這種對詞彙的執著和觸覺,去年見到一個以「香港管治:禮崩樂壞?」為題的論壇,不禁勾起種種聯想。

2014 年應香港大學Cultural Management Office之邀,為旅居法國的鋼琴家朱曉玫來港舉行的首演獨奏會,做了一個訪問。其時正值雨傘運動展開的初期,社交網絡上爆發了unfriend潮,媒體也往黃藍兩邊靠攏,社會嚴重撕裂。兩年半過了,對七警判刑的反應,加上特首選舉形成的兩大主要陣營,都令撕裂加劇,黃藍兩營之間的鴻溝更深。香港廉潔排名連年下跌、特首涉貪、警民關係轉差,是即所謂的「禮崩樂壞」乎?然則「禮崩樂壞」控訴的,是政府近年的管治能力、法治質素,抑或是宣誓風波中被DQ資格的議員、立法會上擲蕉撒溪錢粗口橫飛的行為?論壇主辦方的政治背景,似乎劍指前者,但有趣的是,這似乎跟「禮崩樂壞」的原意有點背道而馳。

香港,禮崩樂壞?
「禮崩樂壞」固然可引伸為對社會秩序混亂、人心不古、道德淪喪的嗟嘆,但它原來所指的,則是對禮樂制度的破壞。西周時期制定的禮樂,採「節樂」以替「淫樂」,令貴族不因「淫樂」耽誤政事;至東周後期,周室衰弱,各國諸侯紛紛脫離禮樂約束,是即所謂「禮崩樂壞」的局面。無可否認,通過樂舞形式的規範來結合禮教,這樣的禮樂制度確有建構社會秩序的功能。但隨着對禮樂踵事增華的增訂,施行禮樂制度演變為鞏固封建階級制度的工具,令社會階級劃分井然,不敢踰矩,不啻為管治人民思想行為的利器,建制色彩極濃。因此,當一個推動自由民主、公民實踐的機構,提出香港管治是否已淪為「禮崩樂壞」之問,實在令我大惑不解。提倡的,不應就是對專政桎梏的擊潰,以達社會平等自由等的民主理念嗎?因此,對「禮崩樂壞」不宜就其字面意思而過早予以價值判斷。為利為害、是損是益,還須視乎實際社會環境而定。西方也不是沒有經歷過「禮崩樂壞」的時代。

中世紀時的歐洲,神權獨大,音樂、藝術、文學、法律、教義等文化領域,都受宗教思想規範。音樂的創作,由單聲部的葛里格聖詠(Gregorian Chant),到多聲部的奧干農(Organum)和經文歌(Motet),都為教會服務,可說是歐洲奉行「禮樂制度」的時期。至14世紀末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抬頭,藝術創作不再以「神」為中心,風格和內容都朝向展現文化風俗、人世感情。其風潮之大,甚至一度令教廷頒下不許俗歌流入教堂的禁令,猶如中國周朝對淫樂的貶抑。惟文藝復興的發展銳不可當,宗教音樂也演變為更貼近世俗,聖俗之間的分野變得模糊,技巧上也愈益繁複精巧,展現華麗多變、感情豐富的新氣象。後世稱此為「巴洛克」(Baroque)風格,並以巴赫作為此時期成就最高的作曲家。歐洲社會的「禮崩樂壞」,成就了巴赫以及往後古典音樂的發展,為人間帶來無數深邃廣大、抒發人類內心靈性感情的不朽作品。

中國文化的發展,卻朝另外的方向邁進。中國傳統文化中不是沒有人文精神,但在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發展下,卻更注重把「人本」概念納入建構出來的社會秩序當中,以道德意識籠罩一切,漸漸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精神。謙和持中、敬老尊賢等的思想固然陳義甚高,但在實踐上,卻難免墮入尊因循而賤創新的保守意識形態。筆者近日稍稍觀看了兩個有關飲食的電視節目,對於中西文化的某些差異,便感慨很深。其一為《舌尖上的中國》,看到的一集,據說一對夫婦開的那家街邊麵檔,遠近馳名,而一位中年男子便花了好幾年時間,向這對夫婦學做那碗麵。鏡頭下的這位男子,畢恭畢敬地向夫婦倆端上他做的麵,夫婦夾起一箸,嘗過後便含糊批評一下,顯示還未及格。另一節目,則是MasterChef Junior,一連追看了幾集,看到那些八九歲的小朋友,刀法嫻熟、技巧精練,即席就臨場提供的食材,在限定時間內製作出菜式並設計擺碟賣相,創意爆棚,心智活潑,毫無包袱。兩者並觀,令我慚愧至極,對於自己九歲和六歲的兩個孩子,從來不敢入廚讓他們舞刀弄火,生怕切損燙傷,其實是對他們的不信任。這種對年輕一輩的不信任、對既定規則的維護遵從,更下劣者,甚或對知識技術的懷寶自秘、藏私不傳,幾成中國傳統看待文化傳承的夢魘。

演奏巴赫
巴赫雖極力捍衛巴洛克的音樂風格,把這門藝術綻放出最高潔的光彩,卻也有教無類,從不藏私;對兒子紛紛嫌捨巴洛克而鑽研嶄新的洛可可風格,亦予以鼓勵和尊重,未曾因家法傳統而加以阻撓,幾位兒子也因此成為獨當一面的作曲家,對後來古典時期的發展亦有深遠影響。這是西方「禮崩樂壞」下呈現獨特文化傳承的寫照:對傳統尊重的同時,不妨礙創意的發揮。當中,便也透露着對年輕一輩的信任。寫給兒子的四部《鍵盤練習曲集》(Clavier-übung)—《哥德堡變奏曲》是其中的第四部 — 技法多變、感情豐富,也是對兒子演奏能力的肯定。

今次再為港大MUSE 與來港舉行獨奏首演的JeanRondeau進行訪問,跟2014年訪問的朱曉玫一樣,兩位演奏家都來自法國,同樣是在香港大學的Grand Hall演出,演出都是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為了這個訪問,擬定了兩組問題,一組有關Rondeau個人如何看待羽管鍵琴(harpsichord)這種已被淘汰的古樂器,另一組則有關演奏曲目《哥德堡變奏曲》。一星期後,收到Rondeau 經理人傳來他的回應,只見第一組問題的答覆,至於《哥德堡》那一組,則說是「選擇不答」。我看後哈哈大笑,暗罵了一句「年輕人」,對自己演奏的唯一一首樂曲都隻字不提,叫我如何完成這篇訪問稿?但回心再想,自己期望的,究竟是什麼呢?音樂家具備這種不輕言妥協的「風骨」,有何不妥?

事實上,對於這位「九十後」的年輕音樂家,在極度萎縮的古典音樂市場內,竟然選上了羽管鍵琴這種已被現代鋼琴淘汰近二百年的樂器來開展他的音樂事業,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膽量和勇氣。這就是法國人的浪漫嗎?一頭蓬鬆的Rondeau,言談舉止透着一份隨意、自傲、優雅、深情;2016年宣傳他第二張專輯Vertigo時,發布他在一台18世紀的羽管鍵琴前彈奏的照片,甚至是赤着腳的。不帶半分矯扭做作的性情,完全表現於他的音樂之中。但最令筆者詫異的,是Rondeau竟有能耐把很多時聽來冷冰冰的羽管鍵琴,彈得時而深情悸動、時而激情澎湃,無拘無束、溫煦感人,甚至能令撥弦裝置的樂器歌唱,絕對是從未聽過的羽管鍵琴演奏,無怪乎自2012年初出茅廬的他,已連年獲頒幾項音樂大獎,而2015、2016年推出的兩張專輯,都好評如潮,邀約不絕。除羽管鍵琴外,Rondeau亦擅於鋼琴上演奏爵士音樂。在鋼琴彈奏的近代作品,與羽管鍵琴演出的巴洛克音樂,猶如南轅北轍,卻出乎意料地互相輝映,讓Rondeau的古琴演奏亦具備爵士樂的即興韻味。這亦正好印證了「什麼樣的文化氛圍孕育出什麼樣的文人和藝術家」這句話。

音樂真諦
跟Rondeau的文字交談中,感覺到一份毫無包袱的逍遙。選擇羽管鍵琴,只因為對這樂器的聲音有着一份難以言喻的喜愛和觸覺,僅此而已,不像蘭多絲卡(Wanda Landowska)矢志復興羽管鍵琴那樣的雄心壯志。他的詮釋也沒有什麼合乎歷史原真性之類的傳統負擔可言,總之我手彈我心,忠於一己性情。比較那些削尖腦袋、拚命追求所謂「歷史真確」的巴赫彈奏方法,而置音樂本身於不顧的學棍樂棍,Rondeau隨心隨性的姿態來演奏巴赫,無疑就是一種「禮崩樂壞」。問題是,我們如果持着這種守舊心態,還願意聆聽年輕人的聲音嗎?

年輕人的聲音告訴我們的,不是距離傳統有多遠,而是將來的世界會是如何。

筆者自詡為半個《哥德堡變奏曲》專家,對樂曲的歷史、文本、寫作、詮釋,都有深入研究。但雖曾聽過逾百錄音,也難以想像Rondeau指下流瀉出來的,會是怎樣的一番光景。我相信以巴赫的才情,以其超卓的琴技、喜作即興演奏的豪邁本色、對學生的關顧,應對此場《哥德堡》的演奏甚感興趣。能有開放信任的氣度,不以Leonhardt、Ross、Kirkpatrick、Landowska 等建立的經典詮釋規模為前設、不以「禮崩樂壞」為禁防,來融入年輕演奏家所欲表達的音樂世界,那才是真正的Bach.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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